“突然想起那天是七年前，我进看守所的那一天。那一天是最深刻的，是最迷茫、最无助的时候。当我踏进那里面一步，完全改变。”
2014年，在一起校园霸凌事件中，15岁的陈泗翰，面对着人多势众的霸凌者，面对着“一人一把刀”的“互杀”威胁，早已遍体鳞伤的他在背部遭刺后，为了自卫，终于将手中的刀刺向了霸凌者。
这场“互杀”是充满了暴力与血腥的，陈泗翰重伤昏迷，而霸凌者也因大出血而不治身亡。
陈泗翰同校的55名初三学生联名向法院递交了一份《关于请求轻判陈泗翰同学的请求信》，但在这场“互杀”中所造成的死亡仍然让陈泗翰的人生发生翻天地覆的变化>>
陈泗翰被判处了有期徒刑8年。
“我是一个没有青春的人。”
2020年8月，因为表现优异，陈泗瀚提前假释。
不能在校园中和同学们欢笑打闹，不能在日常的琐碎中和父母拌嘴逗乐，不能自由地出入公园、商场，不能享受一切和同龄人的娱乐时光。
所有人都在向前走，但对于他来说，时间却是静止的。
不过这似乎并不影响他努力生活。他在狱中学吉他、组乐队、参加比赛、还拿下了刑法的大专文凭。正是那一百多封从来自高墙之外好友的来信，支撑着他拥有了人生继续的勇气。
幸好，在经历了黑暗之后，他还能昂起头颅。
只是，在世界的各个角落，霸凌仍然在持续不断地发生。
几个月前，就在安徽的某学校，多名女生在厕所内对另一名女生扇耳光。整个过程中，还有女生在帮忙计数，还有女生站在边上笑着进行拍摄。
还有“襄汾丁陶一男生遭多人欺凌”“博白一女孩被十几人扒衣羞辱”等等事件，频繁地、隐秘地、肆无忌惮地在阳光照不见的地方出现。
电影《少年的你》截图
在2019年上映的《少年的你》中，周冬雨饰演的陈念，就遭受到了以魏莱（周也饰）为首的三人组的霸凌。
在楼梯上突然被人从后面推下去、在家门口又被殴打，更不要说被迫忍受身边同学的议论。
这些压迫从四面八方而来，让这场校园霸凌的受害者陈念同时受到了生理和心理上的双重打击。
然而，这似乎已经足够痛苦的经历，却远不及真实世界中校园霸凌对于受害者来说所能造成的伤害。
影片受人诟病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其中对校园暴力的呈现基本集中在前半部分，后半段则陷入了悬疑推理的的常见套路中。
有人就说，让你产生共情的只是校园暴力，不是这部影片。
不过，影片虽然存在或多或少的问题，但在个体与群体的塑造上，却表现出了足够的张力——
当陈念作为校园霸凌的围观者时，可能并不会想到自己将成为下一个受害者；而当作为受害者的陈念获得小北（易烊千玺饰）的保护之后，很快就又有新的受害者成为了被霸凌的对象
——霸凌绝不仅仅是霸凌者和受害者之间的私人仇怨，而是在一个群体中产生的。群体中的每一个人都为霸凌的产生创造了条件。
想要真正突破校园霸凌的困境，除了挥刀直上，我们或许可以从霸凌产生的根源中得到启发。美国社会学家兰德尔·柯林斯在《暴力：一种微观社会学理论》一书中就细致地分析了霸凌的具体形成机制。
01 “封闭社区”中无法逃脱的霸凌现象
在一个特殊的环境中，霸凌的现象会格外常见，可以称之为全控机构。
简单来说，就是一个与周围世界有所隔离的封闭社区。处于其中的人们，他们大部分或者说是全部生活都需要在集体中进行。
这就使得所有人的社会身份、声誉情况都在其他人已知的范围内，任何在这个封闭社区中发生的事情都有可能随时暴露在公共的视野下。
——弱者无法挣脱那些折磨他们的人，而施虐者接触到受害者的机会也增加了很多。
剧集《穹顶之下》截图
就像是在学校中，客观上看，寄宿制学校相较于走读学校来说，学生所受到的控制显然要强得多；
特别是当学生将父母、家庭排斥在这一网络之外，拒绝将自己在学校中所发生的事情告诉父母，学校就成为了一个很大的金鱼缸，一个人造的“全控机构”，没有人能够从里面逃离。
戈尔丁所创作的长篇小说《蝇王》，就设定了一个几乎是完美符合“全控机构”的状况：一群六岁至十二岁的儿童因飞机失事被困在了一座荒岛上。
在这座荒岛上，没有通常意义上掌握支配权的大人，没有任何文明社会的规章制度，只有他们自己。
在这样一个充满了生存危机和无序性的小社会中，所有人都只有两个选择：要么作为跟随者服从别人，要么成为领导者争夺对其他人的支配权。
暴力于是滋生。
当然，这种暴力与现代社会中的校园霸凌现象并不相同。身处文明中的校园群体，因为性格、家庭等多方面的因素，存在几种不同的行为类型，而不仅仅只是支配者和服从者。
有一项研究就对处于学校中的孩子的行为进行了分类：
1。人缘好的支配者：社交能力很强，但也令人有威胁感和压迫感。
2。人缘好且脾气好的孩子：很友好，但没有竞争性。会与人缘好的支配者（1）建立联系。
3。好斗者：总是在与其他孩子竞争，试图支配他人。
4。胆怯的受害者：胆小，是霸凌者（3）最喜欢的靶子；同时也会扮演霸凌者的随从。
5。好斗的受支配者：通常是被支配的，但偶尔会富于攻击性。
可以看见，霸凌者（3）并不处于这一系统中的头部位置，而是在支配者（1）所构建的人际关系网络之外，重新建立一个与其他霸凌者、以及处于底部的那些胆怯受害者相联系的网络。
他们具有一定的社交技巧，同时又会使用这些技巧来达成支配他人的目的。
要理解霸凌，最有用的方式就是将其视为一种充斥着支配与服从的社会关系。
霸凌与家庭暴力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处于一个更加复杂的社会阶层中。霸凌者在这一社群的阶层中占据了受人承认的位置；
他们并不属于精英的一部分，但却处于中间或某个模糊不清的位置上。
而受霸凌者，往往是那些在一个群体中不擅交际、不受欢迎、害羞或是缺乏自信的人。
这种状况甚至在不同场合都存在延续性，如果在家庭当中缺乏成为支配者的锻炼机会，那么当这些孩子进入到社交情况更为复杂的学校时，往往也会处于不利地位。
02 霸凌的形式与支配权的争夺
在一个群体中的地位会体现在若干方面，例如衣着是否时尚、外貌身材是否优越，这常常会被人评头论足；
而社交能力，即是否可以与他人愉快地生活在一起，正是社会阶层系统建立最重要的标准。
假如一个人社交能力不够强、不够有趣，经常独来独往，那么他有一定的概率会成为这个群体中的边缘人物。特别是当他处于一个以社交和娱乐为主的阶层系统中时，他更容易引来完全缺乏同情心的嘲笑。
美剧《小谢尔顿》就展现了一位智商超群、情商欠费的天才形象。由于过于早慧，再加上说话直白、不怎么考虑他人的感受，小谢尔顿显然是学校中的异类，在各个方面都与周围的同学格格不入。
好在他还有来自家人的关爱和保护，以及十分自负的性格，虽然受到了嘲笑，但并没有因此变得沮丧。
不过，那些通过制造流言蜚语来达到取笑他人的目的的行为，实际上并不纯粹算是霸凌——即使是在中上层的受欢迎者中间，许多人都可能既是嘲讽者又是被嘲讽者。
真正的霸凌有两种形式：对替罪羊的长期集体霸凌，以及专业霸凌者对格外软弱的受害者之间的霸凌。
霸凌者并不仅仅选择在背后嘲笑，而且还会在大庭广众下对受害者进行羞辱。例如将一名不受欢迎的学生锁进柜子里，或是拿走他的裤子。
但这些霸凌者并不是一开始就认可自己的身份，他们起初或许只是暴力恶作剧的领头者，只是在不断与胆怯的受害者打交道的过程中逐渐完成了对“霸凌者”这一角色的认定，并与受害者之间建立起了一种特定的共生关系，变得非常擅长折磨对方。
抢劫者往往也会通过衣着风格、携带枪支来对受害者进行威胁，他们相信自己的身份是“强者”或是“坏家伙”，这种自信同样也会使受害者受到震慑，从而使得情境中的支配权被抢劫者所掌握。
不过，与抢劫者需要在短时间内赢得这一场控制权的竞赛不同，霸凌是一种长期的关系。而霸凌关系一旦建立，就可能会延续数年。
03 千万不要失去你的情绪能量
霸凌者所选择的对象，不仅仅是外表或体能不济的问题，还有包括性格行为、或是财产、教育水平等因素。
而霸凌的进行需要在互动过程中才能实现，羞辱则是对受害者第一阶段的测试。
如果受害者选择了忍气吞声，那么这份羞辱不仅能带给他声誉上的伤害，还会导致他受到群体的排挤和隔离，进一步造成社交上的软弱；
结果便是，受害者既缺乏可能的后援和第三方的介入，同时又陷入情绪能量的缺乏中，致使反抗的能力和精神都不足。
所以，对羞辱和挑战有所反应，往往能转变事情的方向。选择这一群体之外的父母、老师的帮助，决不是一种软弱的行为；相反，这是一种对羞辱和挑战的反应。
而一味地忍气吞声，只会更加孤立无援，在与霸凌者的互动过程中被剥夺了主动性、失去了对现实的感知，最终一步步丧失对自己的控制权。
所有受害者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失去了他们的情绪能量。暴力实施者在榨取恐惧，榨取那些缺乏情绪能量的受害者。
事实上，暴力是一种互动共生关系；暴力的专业实施者发现了一个有利可图的生态位，让他们能够榨取互动中产生的软弱。
陈晓楠老师在《和陌生人说话》中采访了22岁的陈泗翰，她之后说，“什么能够真正地救赎一个人？我觉得，还是爱。”
这种爱，是来自家庭的、朋友的爱，是一个人维持好他的情绪能量最重要的支撑。
每个人应该都不会只生活在一个封闭的社交群体之中，在家庭中有和父母亲人的社交圈，在学校中有和同学老师的社交圈，在职场中有和同事上司的社交圈……
从其他社交圈内汲取到的能量可以使你有足够的勇气面对某一情境下的羞辱与挑战，也只有通过这种反抗，才能使我们摆脱这一情境下的软弱向其他情境扩散的可能。
就像是面对以恐惧为食的摄魂怪时，借助那些快乐的回忆来召唤出属于自己的“呼神护卫”——千万不要在妥协中失去了自己的情绪能量。
来源：北京大学出版社
